比如2005年美国的凯洛等诉新伦敦市等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经济发展为由作为征收的公共利益裁判，以支持当地议会授权征收行为。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文革更甚。宪法虽然写明全国人大有监督宪法的权力，但由于没有专门的机构和程序，以致这种权力形同虚设。

宪法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的规范基础。五四宪法也是从这两方面体现民主精神的。建国初期法律体系的建立，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巩固，为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和稳定社会秩序，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各项新民主主义改革，都发挥了重要的调整作用。当然，作为现阶段的宪法，将来还会提高[29]，完成社会主义过渡后，应当对宪法进行及时的修改完善，以保持宪法对现实的调整能力，使政治生活不至于脱离宪法的约束。[37] 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1954年9月1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54年9月16日，第3版。

五四宪法颁布后，根据宪法规定建立起系统完整的国家政权体系。[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页。‘天衣无缝，书上是这样说过。

在新中国宪政发展史上，七五宪法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只作为特定时期的政治象征意义而存在。[45]我们应当充分尊重自己的宪法，通过宪法的全面完整实施，迈向宪法治理的新阶段。宪法，以及别的法律，都是会有缺点的。[11] 《新华月报》1954年第7期。

通过五四建立了国家基本制度、建构公民与国家的宪法关系，实现政治结构和经济、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化，为新的宪法秩序的形成提供统一的宪法依据。作为规范结构的共同体，国家的目标与任务都根源于宪法，并受宪法基本原则的拘束。

当然，作为现阶段的宪法，将来还会提高[29]，完成社会主义过渡后，应当对宪法进行及时的修改完善，以保持宪法对现实的调整能力，使政治生活不至于脱离宪法的约束。实际上，五四宪法颁行之后，初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并没有得到完整的实行，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充分发挥。早在20世纪20年代湖南自治运动中，毛泽东就提出人民来制定宪法的思想，认为人民有直接的立宪权：劳动人民直接参与立宪，把他们认为应该如何管理国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上升为国家意志。因此，有必要通过单行的立法[46]，将宪法解释工作的各个环节具体化，使宪法解释有法可依，保证宪法解释的规范性与科学性。

这对宪法本身也造成了本质上的伤害。对于一部不完美甚至有缺陷的宪法，我们可以通过修改的方式予以弥补，更重要的是要遵循立宪主义精神，使文本上的宪法成为行动中的宪法。把现在已经开始做、以后应当做又能够做的事情也写上了。民众在实际生活的宪法感受与五四宪法文本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进一步弱化了民众本来脆弱的尊重宪法文本的意识。

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罢免我是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对1978年宪法进行了局部修正，进一步恢复了五四宪法的原则与内容。

由于片面强调宪法的阶级性、工具性，并且片面地把宪法当作阶级统治的工具，忽视了宪法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宪法所确立和保护的价值没有被当作社会的根本价值。发表时有所改动，引用请以正式发表版本为准。

虽规定全国人大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47]，但没有专门的机构和程序，在各种违宪现象面前，全国人大没有采取实际性的措施。来源：《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另外，在修改五四宪法的过程中，五四宪法规定的修改程序没有得到严格遵守，主要由中共中央直接负责整个修宪工作，连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也是由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没有经过宪法程序。在《共同纲领》奠定的制度基础上，五四宪法总结建国5年来的实践经验，经过民主程序最终完成了国家建构的过程。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研究五四宪法的目的是从历史与事实中探讨宪法发展的规律，揭示五四宪法在新中国宪政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使五四宪法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得到保持和发展。针对第11条，有意见提出本条中可增加凡依法律保护的财产权准予继承的规定。

五四宪法的制定既是按照民主原则展开的，同时又在国家层面保障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在迅速发展的经济、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日益多样化的利益关系中，国家仍处于严重的信任危机之中，这种危机背后缺失的不是物质与法律，真正缺失的是社会共识，没有形成维护、尊重社会共同体价值观的文化。

当时，一些学者曾提出能否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职权，直接参与制宪过程的田家英对此做了答复，他认为宪法与法律不同，宪法是根本法，不应当有关于内容方面的解释。[9] 参见《人民日报》1954年9月11日。

[38] 同时，党体系自身也没有得到科学合理的发展。对五四宪法修改采用的是突变式的全面修宪的路径。

[44]毛泽东：《关于宪法草案的修改问题》（1954年9月14日），载《党的文献》1997年第1期。基于历史与文化方面的原因，民众并不能完全理解宪法的本质与功能。1.制宪中的民主精神 所谓民主，在一般的意义上可以定义为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决定和执行公共事务的制度。据统计，许多地区听报告和参加讨论的人数都达到当地成年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有些城市和个别的专区甚至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一方面，宪法要确认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作为制宪权主体的全体人民（国民）何时行使这一权力，取决于主体对具体条件和环境的判断，实际上是政治力量对政治意志的根本性的判断。

（三）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公民、社会与公民关系的一元化 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是人民利益的代表，二者本质上是统一的。[47] 在中共中央提出的宪法草案（初稿）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日常工作机关，享有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职权。

再如德国，德国人对1949年的《联邦德国基本法》评价不高，认为这部基本法不过是在过渡时期凑合用用。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方面，五四宪法规定了公民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突出对社会权的保障，规定国家供给必要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这些自由和权利的实现。

[17] 毛泽东的人民政权思想直接体现在五四宪法有关国家权力机关的规定。早在54宪法正式通过之前，由政府主管的出版机构就已组织人力筹措对其的翻译工作。这样，如果出现规范与现实的冲突，一方面修宪存在程序上的缺失，另一方面释宪的权力又规定不详，难免影响宪法的时效性。如制宪过程的民众参与主要经过了两个阶段。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必须在遵守宪法和一切其他法律中起模范作用。60年来，新中国的宪政建设曲折前进。

很多人觉得这部宪法的命运不会比之前的《邦联条例》好多少，杰斐逊甚至主张：宪法应该20年重新制定一部。可以说，虽然54宪法文本在宣传过程中与民众生活接触密切，但一直没有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

[5]这一判断提出的理论命题是，制定宪法要在新政权建立之后进行，建国与制宪通常有一个先后顺序而不是并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每一条条文都集中表现了六万万中国人民的意志。